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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永州
理學，或稱道學，亦稱義理之學，是宋元明時期儒家思想學說的通稱。理學，以宋儒論學多言天地萬物之理而名。道學，以當時流行稱謂、且《宋史》有《道學傳》而名。又因其始興于宋代，又稱宋學，與漢學相對。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巨。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jù)，至南宋末期被采納為官方哲學。理學的出現(xiàn)對后世政治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誕生于道州營道（今永州市道縣）樓田堡的周敦頤被后世尊為理學開山鼻祖，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清代學者黃宗羲在《宋儒學案》中說道：“孔子而后，漢儒止有傳經(jīng)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程頤、程顥）嗣之……若論闡發(fā)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shù)元公之破暗也”。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號濂溪，謚號元公，世稱濂溪先生。原名惇實，為避宋英宗諱，改名敦實，又改敦頤。周敦頤早年在故鄉(xiāng)月巖讀書悟道，后因父親早世，隨母赴京城依舅父鄭向接受教育，并受鄭向之蔭走上仕途。一生雖僅做州縣一類小官，但于義理之學，深有研究，卓有建樹。其公務之余，興教講學，影響甚大。特別是程顥、程頤拜其為師受業(yè)，日后發(fā)揚光大，推動了理學的發(fā)展壯大。
周敦頤繼承《易傳》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有系統(tǒng)的宇宙構成論說——“無極而太極”?！疤珮O”一動一靜，產(chǎn)生陰陽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太極圖說》)?！笔ト擞帜７隆疤珮O”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是“純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過主靜、無欲，才能達到這一境界。他所提出的哲學范疇，如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等，成為后世理學廣泛研究的課題。經(jīng)程顥、程頤繼承發(fā)展，到朱熹集大成，形成一個龐大而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理學，成為宋元明清時期的統(tǒng)治階級思想。
徐霞客在《楚游日記》里說“永州三溪：浯溪為元次山所居，在祁陽。愚溪為柳子厚所謫貶居地，在永（州）。濂溪為周元公所生，在道州?！薄颁聪帷腥?，愚溪之‘愚’有八，濂溪之‘濂’有二。有三與八者，皆本地之山川亭島也?！ァ瘎t一其所生在道州，一其所寓在九江，相去二千里矣?！薄板ハ辈粌H僅是兩條溪流的名稱，更是周敦頤本人的名號。濂溪理學，是中國儒學的正宗一脈，影響中國歷史達七八百年之久。道縣樓田堡，乃濂溪故里，一代圣哲誕生于此，悟道于此（月巖），從這里走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卞ハL范，長存天地之間。
第一節(jié) 月巖悟道
道州是歷史上的邊遠散州，大致轄今湖南省永州市南部六縣，屬南嶺地區(qū)。四周高山環(huán)繞，中部崗丘起伏，平川交錯。東南有九嶷山，南有銅山嶺，西有都龐嶺，北有紫金山。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150多個，且多與鄰近山脈連成整體，其中韭菜嶺，海拔2009米，為永州境內(nèi)最高峰。整個地勢從四周向中間傾斜，呈盆狀結構，亦稱道江盆地。
這里自古是南嶺蠻族聚居之區(qū)，《漢書》說“縣有蠻夷曰道”。先秦時期，即為駐軍之地。秦始皇開拓嶺南，為“五嶺都龐之戌”，以大軍駐營而得名營浦、營陽、營水等。后衍為營道、道州，建郡置府歷史千年有余。福巖洞、玉蟾巖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道江盆地是上古人類生存之地、中國和世界稻作文明之源；象封有鼻和舜帝南巡，在這一區(qū)域播散了遠古道德文明的種子。秦漢以來，蔡邑、元結、呂溫、陽城、寇準，或因避禍，或因為官、或因貶謫，紛紛來到這里，留下自己的足跡。特別是唐代詩人元結，曾兩任道州刺史，寫下《舂陵行》《賊退示官吏》等憂國憂民的詩篇。陽城任道州刺史，不顧個人安危，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上書奏請罷除隋唐以來施行的“倭奴貢”，讓道州民感激不盡。還有北宋名相寇準，謫貶道州，心系民生，在瀟水河邊筑“太平樓”——心憂天下望太平，在百姓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從道州走出的最有影響的歷史文化名人，是誕生于濂溪樓田堡的周敦頤。他出生于斯，成長于斯，在這里度過了童年和少年啟蒙時光，汲飲濂溪井，徜徉濂溪河，登道山，游道巖，甚至往返十幾里到都龐嶺腳下的月巖洞私塾讀書悟道，為后來開啟宋明理學打下人生的根基和底色。
道州境內(nèi)與周敦頤相關的景物主要集中在三個區(qū)域：道州城內(nèi)的濂溪書院、濂溪祠和狀元山，道州城外的濂溪故里、圣脈泉和道山，以及濂溪故里以西的月巖。
濂溪書院和濂溪祠都是后世為弘揚周敦頤理學思想而修建。狀元山因宋代代邑人吳必達中特科狀元而得名，其山勢如同金雞獨立，一峰挺拔，十分秀麗。宋代著名詩人陸游題之為“詩境”。周敦頤早年或曾游歷此山。
道山是濂溪故里的核心。這是一座并不十分高大的山巒，但因為位于一片廣闊的田洞之中，而十分顯眼。山如瑞獸蹲伏，因此亦稱豸山。雖為石山，但樹繁林茂，修竹青翠。沿著崎嶇的小道登山，一路可見奇巖怪石，古寨石刻。半山腰的有溶洞，曰道巖。立于道山頂峰，放眼而望，山下的村落仿如一條長練，連接著左右兩頭的龍山和豸嶺，前后都是一馬平川的沃野平疇。阡陌縱橫，道路四通八達。從都龐嶺流淌而來的濂溪河水，蜿蜒于田園村莊，如詩似畫。
樓田堡周家大院，背倚道山。二百多棟房屋成帶形分布，巷道交錯，庭院深深，一律的青磚灰瓦，一律的飛檐翹角，高聳的風火墻；天井明亮，排水順暢；雕梁畫棟，窗牗精致。建筑年代，起自唐代，存留的以明清時期為主，直到民國、現(xiàn)代，是一處規(guī)模宏大的南方民居聚落典范。
村東頭山腳，石竇涌泉，即為著名的濂泉，亦名濂溪井，是樓田堡居民日常飲水之源。溢出之泉，蜿蜒二三里，匯入門前濂溪河中。因為周敦頤的緣故，此井被稱為“圣脈泉”。
周敦頤的曾祖父周從遠，武進士出身，官至馬步軍指揮使，駐軍道州，見樓田堡風景秀麗，田洞廣闊，離城也不遠，便在此擇地筑屋安家。周敦頤的父親周輔成初任黃岡縣尉，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進士，升為賀州桂嶺縣令。因為性情淡泊，不到二年時間，即辭官歸隱故里，以教書授徒、培養(yǎng)子侄為業(yè)。
周輔成初娶唐氏為妻，生子周礪。唐氏病故，繼娶鄭氏。鄭氏是河南開封人，父親鄭燦，曾在四川成都任過左侍禁的官職，移居湖南衡陽；兄鄭向，為龍圖閣學士，博古通今，時任兵部侍郎。鄭氏婚嫁周輔成后，勤儉持家，尊敬兄嫂，友愛弟媳，對周輔成前妻之子周礪視同已出。鄭氏先后生一女兩子，女居長，名季淳，賢慧秀麗，嫁與進士陸若瑜為妻，婚后不到一年病故，次即敦頤，再次敦賁，4歲時夭折。
周敦頤出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五日，原名惇實，為避宋英宗諱，改名敦實，字茂叔。從小聰明伶俐，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超出實際年齡。4歲時即能背誦幾十首唐詩，五歲時，父親與幾位兄弟一起閑坐聊天，歡度重陽佳節(jié)，其時秋高氣爽，遠處青山如黛，近處稻禾金黃，村前的五個土墩子，引起眾人的興趣，大家商量著要為之命名，但一時又想不出合適的名稱。這時，正在一旁玩耍的小敦頤脫口說道：這五個土墩就像五顆星星，東邊的叫木星，南邊的叫火星，西邊的叫水星，北邊的叫金星，中間的叫土星，合在一起就叫“五星堆”。眾人為之拍手叫好。這個命名一直沿用至今，成為一個傳奇。
最為后世樂道的，是周敦頤在月巖讀書悟道。
月巖是大自然的杰作。與永州眾多其它的“巖”不同，月巖不是一處典型幽深溶洞，而是一個塌陷型坑洞，它的奇特之處在于，除了天坑的上下落差之外，兩端山腹間又有貫通的巖洞，由此形成了一巖三洞的奇觀。清宗績辰《道光永州府志》有如下記載：
濂溪以西十五里，營山之南，有山奇聳，中為月巖。舊名穿巖。其距州約四十里焉，巖形如圓廩，中可容數(shù)萬斛。東西兩門相通，望之若城闕。中虛其頂，側行旁睨，如月上下弦，就中仰視，月形始滿，以此得名。巖前奇石如走猊伏犀，形狀不一。相傳周子幼時，嘗游息巖中，悟太極，故又稱太極巖。有書堂在巖內(nèi)，石壁環(huán)之。
因為自然天成的原生條件，邑人在此開辦私塾。北宋以文立國，宋真宗親自寫《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莫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車限，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jīng)勤向窗前讀。”國家提倡，民眾響應，中央有太學、國子學、律學、算學和書學等，地方則有州學和縣學，學院和私塾也幸運而生。
樓田堡距月巖7公里，不算太遠。周敦頤6歲開蒙讀書，聰明好學，悟性極高，遇到問題，盤根究底，進步很快。13歲，即已讀完《四子書》（南宋以后改稱《四書》）、《春秋》《左傳》《書經(jīng)》《史記》，重要章都背得滾瓜爛熟，寫起文章來，立意新穎，別有見解。14歲順理成章進入月巖私塾，以求提升。
在這里，對天地萬物充滿了好奇之心的周敦頤，第一次感悟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并被月巖的奇特構造深深地震撼。望著這個東西洞門對峙、當中頂虛、天光直透的洞穴，一定會產(chǎn)生一種旋暈的感覺，興奮地由西而東、由東而西往返穿梭，與所有到此探秘的人一樣，忍不住要認真探究“一洞三月”的神奇變幻。比如從西洞門進入洞內(nèi)，仰望巖頂，明月一彎，形如娥眉，為“上弦”之月；再往前走，“月亮”由缺而圓，至洞中，巖頂明亮，便是皓月一輪，稱為“望月”；再繼續(xù)往前走，“月亮”由圓而缺，到東洞門，回頭仰望，又是娥眉一彎，為“下弦”之月。如此循環(huán)往復，飽含天機。
周敦頤“睹此而晤太極”（宋·度正《周敦頤年譜》），絕非全然出于后世理學家為神化宗師而作的附會。一個人童年的經(jīng)歷、故土的滋潤，必定對其心靈成長產(chǎn)生巨大的作用。大自然對人生智慧的啟迪，絕對有理有據(jù)。
周敦頤后來繪“太極圖”、撰寫《太極圖說》，用圖式和文字將宇宙發(fā)生、發(fā)展過程進行抽象概括，其主要內(nèi)容固然來源于儒家經(jīng)典《周易》和《禮記·禮運》，并吸收道家方士修煉的《上方大洞真元妙經(jīng)品圖》中的《太極先天圖》內(nèi)容。但其早年在月巖感受到的那一輪虛幻的“月亮”，“動靜相參”“陽變陰合”，也早已深植于他豐沃的心田，悄悄地生根萌芽，只待破土而出的時日到來。
月巖悟道不只是一個傳說，其間包含著既樸素而又玄奧的人文哲理。后世的猜度傳聞與其說是一種無端的附會，不如說是一種文化上的指認和指歸。月巖，正是一個恰當而貼切的載體與象征。
第二節(jié) 愛蓮之說
周敦頤為人熟知的名篇，是不足120字的美文小品《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后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說”是一種議論文體，既可說明、記敘事物，也可發(fā)表議論，都是為了表現(xiàn)作者的見解，說明寄寓的道理，大抵以景觀說義理?！稅凵徴f》以蓮作喻，寄予君子之志，尤見得其義理中一派正大氣象。這是周敦頤一生人格的寫照，是他內(nèi)心執(zhí)著的堅守。愛蓮之說包含“清廉”和“有為”兩重寓意，周敦頤一生皆身體力行。
周敦頤在樓田堡生活到14歲，他的父親周輔成去世，同父異母之兄周礪往福建上杭伯父處謀差事，舅父鄭向派家人帶著親筆信趕到樓田堡，接妹妹鄭氏母子到開封與自己一家共同生活。鄭向，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蔡州，遷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集賢院，除三司戶部判官，修起居注，遷度支員外郎、鹽鐵判官，出為兩浙轉運副。疏浚潤州蒜山漕河直達大江，人以為便，以功擢右制誥，出使契丹，再遷兵部提點諸司庫務。后任直史館修撰，率陸軫、鄭戩等名流修《起居注》。以龍圖閣直學士致知杭州，卒于任。其一生最為人欽仰處，就是培養(yǎng)外甥周敦頤成為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
在舅父鄭向身邊，周敦頤得到悉心的照料和盡心的指導，學業(yè)益精，進步很快，不到20歲，“行誼早聞于時”，已經(jīng)名聲很大了。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周敦頤正好20歲，鄭向按貫例得到一次封蔭子侄的機會，他沒有把機會留給自己的兒子，而是推薦外甥“試將作監(jiān)主簿”，擔任“將作監(jiān)”一職的試用人員?！皩⒆鞅O(jiān)”是北宋初年游離于禮部和工部之間的辦事機構，主要掌管祭祀活動，后來又發(fā)展成為掌管宮室建筑以及各種異樣器用打造的官署。主簿一職始設于漢，歷代沿用，但職權各不相同，職事所在，大抵為主管衙門文書簿記，查抄登錄錢財出納之事，類似現(xiàn)代的文秘兼會計。鄭向還為外甥媒娶京官陸參之女為妻，當年就為他完婚。然而，就在次年，舅父鄭向和母親鄭氏卻不幸相繼去世，周敦頤為母守制三年。
周敦頤按照母親的遺囑，葬母于潤州丹徒（今江蘇鎮(zhèn)江）鄭向墓側，并借住離墓地不遠的鶴林寺，一邊守喪，一邊讀書。這時候，他已經(jīng)小有名氣，當?shù)氐囊恍┲麑W者如范仲淹、胡宿、胡瑗以及不少有學問的僧道如壽涯、李溉等都與之來往，相互切磋學問，周敦頤的學問與日俱增。
由于龍圖閣直學士舅舅去世，失去了在朝廷的依靠，三年過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冬，吏部改派周敦頤為分寧縣（今江西修水）主簿，由中央調往地方任職。周敦頤24歲，帶著仆役前去赴任，并于次年（慶歷元年）正月中旬到達任所。分寧在當時可能屬于戶不滿四百而由主簿兼知縣的情況，周敦頤懷著滿腔的熱情在分寧任上，博學力行，果斷行事，有條不紊地處理日常事務，審理了20多起案件，皆事實清楚，量刑恰當，原被告都心服口服。當時縣里有一個棘手的案件，原有官吏久久判決不下，周敦頤經(jīng)過一次審訊，就弄明了事情的原委，審理結案，人們無不驚詫。士大夫們更是贊不絕口：“久拖不決的疑案，周主簿一訊即辨，老吏不如??！”蒲宗孟在《濂溪先生墓碣銘》中稱其“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無留”。
不久之后，周敦頤接到調令，前往“湘贛孔道”袁州蘆溪鎮(zhèn)（今江西萍鄉(xiāng)市蘆溪區(qū)）代理市事征局事務。蘆溪是袁州轄區(qū)內(nèi)一個商業(yè)繁華的集鎮(zhèn)，“市征局”的工作也比較繁忙。但此時的周敦頤正是少年壯志不言愁的時候，他不顧生活輾轉的辛勞，一心撲在工作上，依法辦事，機智處事，業(yè)績相當突出。而且，他還有更大的社會理想：興校辦學，教化民眾，這也是宋代有識之士的共同心愿。除了公務之外，他還以教化當?shù)厥孔訛榧喝危?jīng)常在“公齋”講授孔孟修身之道，還認真撰寫了《論語序》講議。
慶歷四年（1044），周敦頤接受吏部派來官員的考察，被評定為才華突出、功績卓著，并據(jù)此調往南安軍擔任司理參軍?！败姟笔撬纬牡胤浇ㄖ疲弦患壥恰奥贰?，路下為府、州、軍、監(jiān)，再下一級為縣。府、州、軍都設有具體辦事機構，稱之為諸曹，主管官員稱參軍。周敦頤的司理參軍一職，掌管案件復核事務。南安軍屬江南西路，等同下州，管轄大庚、南康、上猶三縣，治所設在大庚縣。28歲的周敦頤被調往南安，大概是考慮到用其善斷獄訟、熱心教化之所長。周敦頤也不負所望，在南安短短兩年時間內(nèi)，把自己的特長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工作有聲有色。
當時，獄中有一個囚犯，按照條例不該判處死刑。但是轉運使王逵恣意行事，為政苛暴，堅持要治此人死刑。轉運使是主管錢糧轉運的官吏，在州縣各司中權力最大，“一路之事，無所不總”，而且“專舉刺官吏之事”，有總攬事務、舉薦彈劾官員的權力，地方官員都不敢得罪。周敦頤卻將一己利害置之度外，據(jù)理力爭，為民請命。王逵堅決不許。周敦頤對這種玩權弄法的行為極為憤慨，將記事本丟在地上，又將告身（委任狀兼工作證）擲給王逵，大聲說：“用殺人的辦法來討好別人，這樣的事情我不干！”還好，王逵并非全然不明事理的人，周敦頤的憤怒讓他清醒了下來，最后還是依法免除了囚犯的死刑，并向朝廷極力舉薦周敦頤。
在南安，周敦頤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收“二程”為徒。慶歷六年（1046），對儒學頗有研究的興國縣令程大中調任南安通判，一見周敦頤，就覺得“其氣貌非常人”。通過交往，更認為周敦頤深得儒學要旨，且有獨到見解，不僅學問高，而且人品更是值得欽佩。于是決定讓自己兩個天資聰穎的兒子程顥、程頤拜周敦頤為師。那一年程顥15歲、程頤14歲，兄弟倆生得眉清目秀，問之以孔孟之道，皆能對答如流，熱衷教化的周敦頤遇到這般聰穎的后生晚輩，心里十分歡喜，公務之余，傾平生所學，悉心教導。二程也是學而不厭，大為精進。程顥自謂“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p>
因為王逵的舉薦，周敦頤在而立之年得到一個出任縣令的機會。慶歷六年（1046）冬天，他離開工作了六年的江西，到湖南郴州擔任郴縣縣令。他把自己一貫的工作作風帶到了湘南，“博學力行，遇事果斷，有古人風?！泵鳌度f歷郴州志》這樣評價他，“政事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鼻濉吨亟ǔ魂栧ハ獣河洝氛f他“移郴令，勸農(nóng)桑，興學校，以道學倡士，士皆從化”。周敦頤辦興校辦學當成自己行政的重要任務之一，到郴縣的第二年，就在當?shù)孛麆佟棒~峰山”修建了校舍。郴縣是州府所在地，地緣所近，周敦頤辦深興教的舉措很快傳到了知州李初平的耳朵里，這位上進心很強的頂頭上司，雖是武官出身，讀書不多，但為人正直，待人謙和。在周敦頤面前不擺上司派頭，還主動要求聽周敦頤講學，誠心拜周敦頤為師。周敦頤發(fā)揮誨人不倦的精神，政事之余，每天都抽出時間給李初平講學。遺憾的是，堅持了一年多，李初平不幸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周敦頤懷著十分痛惜的心情，將李初平的靈柩護送到李氏家鄉(xiāng)安葬，并挑起照顧其所遺孤兒寡母的重擔。
皇祐二年（1050）郴縣任期屆滿，周敦頤改任桂陽令，治所在今湖南汝城，條件不如郴縣。周敦頤在桂陽干了四年，在艱苦的條件下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耙瞥恢痍柫?，治績尤著”（《宋史》），得到朝廷賞識，于仁宗至和元年（1054）通過考核，獲得“大理寺丞”京官頭銜。調往南昌，任洪州南昌縣知縣。南昌縣與周敦頤初仕時任主簿的分寧縣同屬洪州，時隔十年，很多人對這位處理疑案案件“一訊立決”的主簿還記憶猶新，聽說他又回到洪州，南昌縣的人高興地說：“這下子我們有個可以訴說冤情的知縣了?！蹦切┯胁卉壠髨D的人相互告誡：大家要聽從教導，不要再干作干犯科的事情了。百姓害怕犯罪，官吏以貪污為恥，民風吏治為之一振?！捌渖碚?，不令而從”。周敦頤為官勤政為民，為官廉潔，興學辦案，以誠為本，留下了很好的治績和聲譽。
嘉祐元年（1056），周敦頤40歲，頭銜由“大理寺丞”遷升為“太子中舍簽書”，被皇帝御筆欽點派往合州（今重慶合川）任代理判官，以后又做到通判，主持審理案件的相關文書，斟酌可否，再向上級匯報。因為辦事干練，在郡四年，同僚心悅誠服，大小事務不經(jīng)過周敦頤的手，官吏不敢定論。也許因為在官府總理諸多事務，宵小妒賢，有人向周敦頤的頂頭上司人稱“鐵面御使”的轉運使趙抃打小報告，說周敦頤獨斷專行，趙抃聽信讒言，對周敦頤“力遏而絕之”，待之甚嚴，處處為難。但周敦頤自信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胸懷磊落，毫不在意。后來，趙抃了解了事情真相，反而與周敦頤成為摯友。
在合州，周敦頤把辦好州學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他說服鄉(xiāng)紳張宗范捐出私家花園作為校舍，并邀請張宗范主持學政，廣招學生千余人，不論貧窮富貴，只要天資聰慧，都一一收錄。又遍請?zhí)煜挛娜藢W士前來講學，大文學家蘇洵、蘇軾、蘇轍三父子都曾應邀前來。一時之間，合州學子讀書求進蔚然成風，人才輩出，多人考取進士，州學名聲大振。張宗范也由地方鄉(xiāng)紳變成開明紳士，成為北宋鄉(xiāng)紳的楷模，聘請能工巧匠在山頂修筑了一座八角亭以作紀念，并請周敦頤題寫匾額。周敦頤揮毫寫下“養(yǎng)心亭”三字，意味深長地解釋：“人，貴在養(yǎng)心也?！焙髞恚€專門寫了一篇《養(yǎng)心亭說》，寄給張宗范刻于亭內(nèi)。其文曰：“孟子曰：養(yǎng)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多欲，雖有存焉者亦寡矣。予講養(yǎng)心，不止于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于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圣也。是圣賢非性生，必養(yǎng)心而至之。養(yǎng)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p>
嘉祐五年（1060），周敦頤合州任滿，離渝進京（開封）。六年，得國子博士頭銜，遷下轄十縣的大州——虔州（今江西贛州）通判之職。這是周敦頤第三次入江西，取道九江廬山，見廬山風景之美，回想起故鄉(xiāng)濂溪山水，一別30年，不禁感慨萬千，于是起意卜居廬山，筑濂溪書堂于廬山之麓，并命名書堂門前的一條小溪為濂溪，還和朋友潘興嗣相約，退休以后在此詠歌賦詩，“歌詠先王之道”。到了虔州以后，周敦頤受到了頂頭上司、也是曾經(jīng)聽信讒言給他穿過“小鞋”的頂頭上司趙抃的熱情迎接。趙抃欽佩周敦頤“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的風范，周敦頤敬重趙抃“剛直不阿，鐵面無私”的秉性，兩人又都是有學問、重教化的人，共治一州，志同道合。他們一起創(chuàng)立了“清溪書院”（后改為“濂溪書院”），并在書院傳道授業(yè)。當?shù)厥孔迂摵D前往，孔孟之道，心性之學，惠及邊鄙。不久，趙抃被征召回開封充侍御史知雜事，周敦頤兼管虔州一地政務。
嘉祐八年（1063），周敦頤與余杭（今杭州）錢建侯、四明沈希顏一同到自己治轄的雩都（今于都）羅田崖游覽，在華嚴禪院，應長老請求，周敦頤等在此題名賦詩。隨后，雩都縣令沈公在羅田崖修建濂溪閣，山頂有高山仰止亭，并懇請周敦頤題銘。這年五月，荷花綻放之時，周敦頤揮毫寫下心中醞釀已久的千古絕唱《愛蓮說》?！棒┝曛軔U撰，四明沈希顏書，太原王摶篆額。嘉祐八年五十五日江東錢拓上石”，第一時間勒石發(fā)布于羅田崖濂溪閣。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冬，周敦頤下縣巡視時，虔州民間失火，赤焰張?zhí)?，濃煙蓋地，烈火竄行，焚毀房屋千余家。朝廷追責，傳文將周敦頤移調至偏遠荒僻的湖南永州。周敦頤本無直接責任，卻并不為自己申辯開脫，認為災難發(fā)生在自己治城范圍，難辭其咎，甘受責罰。雖然這次調動帶有懲罰性質，但對周敦頤來說亦非壞事，永州與他的家鄉(xiāng)道州山水相連，正好可以慰藉他三十年宦游的綿密鄉(xiāng)愁。在赴永州途中，周敦頤回廬山居所小住一段時間，還沿途拜訪了多位朋友，于治平二年除夕達到永州。并即刻給家鄉(xiāng)的父老寫信，準備來年春天回家拜望。他的侄兒周仲章，得到消息，趕來州衙探望，周敦頤一首《任所寄鄉(xiāng)關故舊》：“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杯厭飲得醪味，舉筋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為道舂陵只一般?！弊屩秲荷踊乩霞?，向父老鄉(xiāng)親陳述自己多年宦游的情況和不變的“儒酸”性情。
治平四年三月，周敦頤帶著家人回營道掃墓，看望鄉(xiāng)親，對家中的祖墳、祖業(yè)進行了處置，將36年前離開家鄉(xiāng)時留下的十幾畝薄田正式移交給望守其家的族人周興，作為請他常年守墓地的報酬?；蛟S是有感于世俗工巧，在永州期間，他寫了一篇頗有影響的短文《拙賦》：“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捕x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兇，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背薪拥兰覘壷墙^圣、返璞歸真思想，詮釋自己向往上下安順、風清弊絕的理想追求。
這一段時間，他的京官頭銜得到了意外的晉加。英宗即位，加虞部員外郎；朝廷行合享禮，晉比部員外郎；神宗登極，封尚書駕部員外郎。八月，知天命之年的周敦頤離開永州，到比鄰的邵州代理知州。他首先去孔廟拜謁先圣，發(fā)現(xiàn)州學與孔廟合一，地勢低洼潮濕，狹隘壓抑，夾在監(jiān)獄與倉庫之間。就立即作出決定，擇地遷學。在同僚協(xié)助、鄉(xiāng)紳捐助下，很快就建成了新的州學，并廣招生徒，講學興教。州學新遷，他專門寫了《邵州新遷學釋萊祝文》和《告先師文》。各方面反響甚佳。
熙寧元年（1068），在對其有深入了解的老上級趙抃和先后做過多年宰相的名臣呂公著合力推薦下，朝廷任命周敦頤任廣南東路（今廣東）轉運判官，旋去就職。熙寧三年，又以虞部郎中銜任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掌管轄區(qū)內(nèi)案件復核，以糾誤判，并處理久拖不決的疑難案件，還兼有對官員舉薦彈劾的責任。有一次，他巡察出產(chǎn)端硯的端州，得知當?shù)厝藢υ谌沃荻胖J以權謀濫采端溪石極為不滿，就上報朝廷，查處臟官，并請求朝廷下發(fā)禁令：凡在端州供職的官員，取硯石不得超過兩枚。他的建議得到批準，從制度上進行約束，收效顯著，貪風頓息。他盡心職事，不辭辛勞，足跡踏遍廣東的山山水水，到過潮州、端州、惠州、肇慶、韶州、南恩州等地，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求“一方因惠盡均勻”，嶺南人民對他深懷敬仰。
不幸的是，熙寧四年（1071）夏，周敦熙因深入荒崖絕島、瘴癘之鄉(xiāng)而染病。同時，又得到葬于丹徒漕河邊上的母親葬塋被水沖擊的消息，于是請求調往南康軍任知軍職事。八月到南康軍上任，十二月蔣母親之墓從潤州遷往江州德化濂溪書堂附近的三起山。完成了這樁大事之后，周敦頤慨然嘆道：“勉強支撐病體來到南康，只是為了改遷母葬，難道還要因疾病而愧對這身官袍嗎？”于是上交官印，請求離職，主動結束了長達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回到廬山腳下的濂溪小筑，歸隱山林，潛心鉆研理學，并講學于濂溪書堂，過了兩年無官一身輕的自在日子。熙寧六年（1073）六月七日，病逝于廬山，享年57歲。
一代大儒為他一生的愛蓮之說畫上了句號。
第三節(jié) 理學開山
理學即道學，窮理明道之學。道，本來指所走的路；理，即玉石的紋理。沿著正確的道路走下去，才能通達；順著紋理雕刻，才不至于毀壞玉石，才能成器。道學、理學也就指研究宇宙人生規(guī)律的學問。宋明理學內(nèi)容龐雜，分支很多，就宋初慶歷至熙寧二三十年間，已先后形成以周敦頤為代表的“濂學”，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以二程為代表的“洛學”和以蘇軾為代表的“蜀學”。但是，幾個派別并立的時間并不長，終歸以二程為代表的學說成為主流。到南宋，朱熹、陸九淵是其傳人。至明代，又出現(xiàn)王陽明。二程的學問自周敦頤而來，他們曾師事周敦頤，并終身受其影響。因此，二程的隔代弟子朱熹，推周敦頤為理學開山鼻祖。
周敦頤于理學的開創(chuàng)之功，首先是授受“二程”。這是慶歷年間周敦頤任南安軍（江西大庚）司理參軍時候的事，二程之父程大中，自興國縣令調任南安通判，發(fā)現(xiàn)周敦頤學問高明，讓二子拜其為師。周敦頤教授二程孔孟之道，“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程氏門人呂大臨《東見錄》），程顥“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yè)，慨然有求道之志”（程頤為程顥所作《行狀》）。周敦頤離開南安任郴縣令，二程還隨師往郴求學。他們從周敦頤那里學習“孔顏樂處”，領悟“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的精髓。顏子追求成為圣賢之道，以內(nèi)圣外王為目標，從而達到見大而心泰，心泰而無不足的平和心態(tài)。達到這種心境后也就有了精神上的愉悅，無論處富貴貧賤都一樣。二程對此心領神會，行奉終身。周敦頤的主要著作《太極圖說》與《通書》，其內(nèi)容為程氏吸收，其流傳也與程門有關。周敦頤愛護自然環(huán)境、順應自然、樂觀生物氣象、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境界，也為二程所繼承?！抖碳分兴涗洺陶Z中就有“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ㄗ雍裼^驢鳴，亦增如此也。）又說：‘觀天地生物氣象’?！背填棥皶扒坝忻莞财觯騽裰?，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种门璩匦笮◆~數(shù)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倍踢€將周氏的觀生物氣象上升到“仁”的高度，認為只有做到“仁”才能天人合一，才能渾然與物同體，也才能做到通。理學得二程發(fā)揚光大，而成為顯學?！皩W之興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边@是明清之際著名的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肯定評價。
其次，舉辦書院、官學，大興講學之風。周敦頤在三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用極大的熱情投入到興教辦學的千秋偉業(yè)之中，他一面做官，一面潛心儒家學說的創(chuàng)新和教授，即是一個官員，又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先圣孔子為榜樣，力圖復興儒學，施行孔子之道。在《邵州新遷學釋萊祝文》宣稱：“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施其道，澤及生民者，代有之”。在郴縣為縣令時，“至縣，首修學校，以教人”（度正《濂溪先生年譜》）；在合州五年，與士大夫廣為交結，“士之從學者甚眾”。在邵州代理知州時，更是大開講學之風。當時的荊湖北路轉運使孔延之在《邵州新遷學記》中稱贊他“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jīng)，考之孟子，故其所設施，卓卓如此。異時宋文書周君之善，以為后世法，未必不以邵學為先?！币逊钪芏仡U為一代儒學大師，應當青史留名。他不求升官發(fā)財，在艱苦清貧的條件下，把微薄的收入投到建校興學上，親手創(chuàng)了四家書院，即修水濂山書院、蘆溪宗濂書院、魚峰山郴縣書堂和廬山濂溪書堂。而且辦、教結合，既是學校析創(chuàng)辦者，又是一名優(yōu)秀的教師。他的講授極富啟發(fā)性，有著神奇的魅力，常令學徒為之傾倒。程顥十五六歲時聽了他的課，即下定決心放棄舉業(yè)，一心追求成圣之道。王安石是一位認識深刻有獨到見解的人，中年與周敦頤相遇時已經(jīng)號稱通儒，兩人一談就是幾天幾夜，回去以后還細細品味周敦頤的言論，以至于廢忘寢食。一介武夫李初平，作為周敦頤的頂頭上司，年近古稀，還拜周敦頤為師，學習道理。周敦頤辦學興教，在當時社會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在后來的書院、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再次，著書立說，傳播道理，佳惠后學。北宋以文立國，是一個講求道理的時代。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初，經(jīng)常和宰相一起探討治國安邦的道理，他問宰相趙普：“世界上究竟什么最大？”趙普沒有按封建王朝“皇權最大”的思路去回答，而是出人意料地回答：“道理最大”。的確，權力、利益、親情、關系，這些都不小，但都不是最大的，天地間惟有“道理最大”。制定政策政令，要講道理，要有依據(jù)；處理政務要講道理；收稅、辦案要講道理；就算是處理日常事務，判斷人事是非，解決民事糾紛，都得要講道理。不做沒有道理的事，是為政的基本起點。做任何事，都應該先問有沒有道理。凡事必問道理，先問道理，問清有沒有道理、合不合道理。窮理明道的理學，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產(chǎn)生的。而天地間最大的道理，自然是宇宙人生的規(guī)律，只有掌握并順應宇宙自然的規(guī)律，方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周敦頤以儒家理論為核心，吸收佛、道對宇宙生成模式的認識成果，援佛、道入儒，拓展了理學思想領域，并融合《周易》《中庸》以及道佛思想，提出宇宙人生的發(fā)展模式，并用“無極”“太極”“動靜”“道”“誠”等一系列概念進行描述，開啟了理學的新天地，而且身體力行，度己度人，順理成章地成為道學宗主、理學開山。
周敦頤的哲學著作，主要有《太極圖說》和《通書》。
朱熹認為《太極圖》是周敦頤“自得于心”的獨創(chuàng)，同時也承認周子之學“也須有所傳授”。猜測周敦頤可能因為岳丈陸詵的關系，與全真教南宗創(chuàng)始人張伯端接觸，獲得道教太極圖并加以改造創(chuàng)新。因此，周敦頤創(chuàng)制的太極圖不僅有易學依據(jù)，也有道學淵源。
太極圖，就是一個“象”。周敦頤試圖用圖象的方式表達宇宙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簡單到復雜的變化過程，傳達一種《周易》所強調的“生生之謂易”的信息，用來彰顯儒家所稱贊的天地“生生之德”，也就是解釋宇宙間存在的秩序——“天理”。萬物要“生生不息”保持延續(xù)下去而不中途斷掉，就要有必須的秩序。要使萬物各得其所，各自按照各自的天然本性生長發(fā)育——各遂其生，就要有規(guī)則、有規(guī)矩。不然，不同事物甚至同類之間，就會互相干擾，就會因為爭搶生存的機會和空間而互相戕害。人為萬物之靈，人間社會更需要建立健康的秩序。
《太極圖說》從字面上看，就是對《太極圖》的解說，全文只有249字：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養(yǎng)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fā)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圣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兇。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贝笤找滓?，斯其至矣！
如果說《太極圖》是呈“象”，那么《太極圖說》則是立“意”，就是用文字對太極圖作一個宏觀性的說明。周敦頤首先闡釋了宇宙萬物的生化過程和生成原理，也就是從“太極”（“無”），走向陰陽分離交合、然后生出五行，——構成萬物的五種要素——水、火、木、金、土，而后由“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原則，生出無數(shù)的陰陽分離的個體，然后再由這些個體捉對交合，生出世間萬物，以致“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接著，周敦頤強調，人是宇宙的精華、是萬物的靈長，人要有人的活法。他提出“中正仁義”的原則，要求“主靜，立人極”。所謂“主靜”就是“去人欲”（“無欲故靜”）?！傲⑷藰O”就是確立維護人類社會生活健康秩序的優(yōu)良法則，即“圣人之道”。宋明理學兩個最重要的術語：“天理”和“人欲”，亦由此衍生。
周敦頤另一部重要的哲學著作《通書》，亦稱《易通》，是一部解《易》的書，十分簡約，只有2800多字。跟《太極圖說》大講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等天道方面的內(nèi)容不同，《通書》格外重視圣人之本、道德修身、禮樂刑政等人事方面的內(nèi)容。周敦頤有所選擇地引用《周易》中的若干經(jīng)文，進行闡述發(fā)揮，用以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還容納和貫通了《中庸》中“誠”的思想，涉及儒家其他經(jīng)典的一些容。歷來理學家們極度推崇《通書》，宋時的胡宏說“此一卷書，皆發(fā)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以《詩》《書》《易》《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睂⒅c儒家經(jīng)典并列。
《通書》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是闡釋個人的內(nèi)在修養(yǎng)。全書40章中有17章是論述有關修養(yǎng)問題的。儒家提倡達則兼治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認為修養(yǎng)的目的就是追求內(nèi)圣外王的境界。周敦頤將伊尹、顏淵樹立為外王的典范和內(nèi)圣的楷模，積極向善的榜樣。說“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之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圣，及則賢，不及則亦有失于令名?！蓖瑫r周敦頤還樹立了一位能遷善改過、聞過則喜的樣板，就是仲由。“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guī)，如護疾而忌醫(y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薄锻〞ば业诎恕氛f“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睆牧硪粋€角度肯定仲由聞過則喜的精神。
周敦頤在《中庸》和李翱“誠”說基礎上，將《中庸》道理又翻新譜，援佛道入釋，創(chuàng)立了以“誠”為中心的理學思想體系，其基本特征就是將倫理提高為本體，以重建人的哲學?！锻〞啡珪故玖似湟哉\為中心的理學思想，其首章《誠上》即說：“誠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干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周敦頤把《易傳》和《中庸》熔于一爐，以《易》《庸》互訓的手法，論證了“誠”為天道的本質屬性。誠首先是天之道，然才是人之道。人之誠根源于萬資始的“乾元”——天之道。而且，誠是仁、義、禮、智、信諸道德規(guī)范的根本，是人倫道德的總匯。誠是圣人之本，是人倫道德的理想境界?！笆ィ\而已矣”；“誠者，圣人之本”。
周敦頤建構宇宙本體論，并非一般地探討宇宙的本質，而是為了讓儒家倫理觀念上升到一般普遍認識信條，為儒家倫理思想尋找哲學依據(jù)。他先建立宇宙本體而后建立心性本體，在溝通天人關系之后，由內(nèi)而及外，立體而達用，層層推進，最后由心性內(nèi)圣導出經(jīng)世外王，以實現(xiàn)理想的社會秩序，即封建社會的有序和諧。他認為“誠”是實現(xiàn)天下大治的根本前提：“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矶耍恼\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把治天下的社會理想歸其要于誠，提出了著名的“順化”思想：“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圣德修而萬民化。”
周敦頤將“誠”和“靜”二者是緊密聯(lián)系起來。學圣要誠心，誠心要主靜。主靜的觀點貫穿于《太極圖說》和《通書》?！短珮O圖說》有云“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庇钪嫔小疤珮O”這樣的概念，根據(jù)天人相應的觀念，人世也有與之對應的“人極”概念。擁有中正仁義這樣美德修養(yǎng)的人為圣人，也就是“人極”。圣人無欲，動靜得體，因而行事中正。針對人心多存雜念，常被物欲所牽引，不能攝心主靜，周敦頤提出“無欲主靜”的命題。人只有無欲，才能靜心，才能達到誠 立明通的境界?！锻〞なW》云：“圣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靜是無欲而自然形成的心境，不是任何外來力量強制所成的表面現(xiàn)象；靜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無欲主靜”與后來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是不同的。周敦頤的無欲并非完全虛無，“一者，無欲也”，反過來說，他的無欲是一。無欲是對個人欲望的一種引導，一種控制，讓它向高尚的圣賢看齊，與天地合其德。
周敦頤主要蘊于《太極圖說》和《通書》中的理學思想，經(jīng)由二程的傳播，對后世理學家產(chǎn)生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并影響中國歷史達七八百年之久。
《通書》全文如下：
《通書·誠上第一》：誠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通書·誠下第二》：圣，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通書·誠幾德第三》：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圣，復焉執(zhí)焉之謂賢，發(fā)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通書·圣第四》：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圣人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兇之幾也。
《通書·慎動第五》：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通書·道第六》：圣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通書·師第七》：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辈贿_。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干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jié)也，天下之達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后覺，暗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通書·幸第八》：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通書·思第九》：《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彼，誠動于此。無思而無不通為圣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兇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庇衷唬骸爸獛?，其神乎！”
《通書·志第十》：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圣，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
《通書·順化第十一》：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圣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通書·治第十二》：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通書·禮樂第十三》：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禮先而樂后。
《通書·務實第十四》：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yè)，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yè)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通書·愛敬第十五》：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眴栐唬骸坝胁簧疲俊痹唬骸安簧苿t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
《通書·動靜第十六》：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熨獗儋?，其無窮兮。
《通書·樂上第十七》：古者，圣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燥心釋。優(yōu)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后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通書·樂中第十八》：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只格，鳥獸馴。
《通書·樂下第十九》：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通書·圣學第二十》：圣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公明第二十一》：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通書·理性命第二十二》：闕彰闕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為萬；萬一各正，大小有定。
《通書·顏子第二十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圣。
《通書·師友第二十四》：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者得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通書·師友下第二十五》：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通書·過第二十六》：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guī)，如護疾而忌醫(y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勢第二十七章》：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通書·文辭第二十八》：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通書·圣蘊第二十九》：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比粍t圣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fā)圣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圣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通書·精蘊第三十》：圣人之精，畫卦以示；圣人之蘊，因卦以發(fā)。卦不畫，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圣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兑住?，何止五經(jīng)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通書·干損益動第三十一》：君子干干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后至。干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圣人之旨深哉！“吉兇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冶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厘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通書·富貴第三十三》：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通書·陋第三十四》：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yè)。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通書·擬議第三十五》：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后言，議之而后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通書·刑第三十六》：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養(yǎng)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賦滅無倫焉，故得刑以冶。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茍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对A》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妒舌尽吩唬骸袄锚z”。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通書·公第三十七》：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蛟唬骸昂沃^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通書·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通書·蒙艮第四十》：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第四節(jié) 光耀千秋
周敦頤的理學思想是承接著千載有余的圣賢之道。
在周敦頤有生之年，名氣已經(jīng)很大，但那主要還不是一個理學家的名氣，更多的是一個能吏、一個正直者的名氣，一個具有仙風道骨、不眷戀世間榮華富貴、志在山水之樂的潔身自好者的名氣。雖然得到了當世聞達，如趙抃、呂公著（宰相政要），蘇軾、黃庭堅（文化精英），蒲宗孟、潘興嗣（社會名流）等人的推崇，仍然沒有攀上道學宗主的位置。直到南宋以后，理學逐漸發(fā)展定型，得到體系內(nèi)的精英們普遍認同與看重，周敦頤才真正走上神壇。
第一個看重周敦頤的大理學家是二程的隔代弟子、湖湘學派創(chuàng)始人、聞名當時和后世的“春秋學”專家胡安國。胡有一個弟子叫做向子忞，曾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擔任道州知州，后來被誣陷而免職。紹興二年（1132）秋天，胡安國問向子忞道州一帶有無關于周敦頤的遺跡留存，有無軼聞流傳。向子忞回答說：沒聽說過。道州家鄉(xiāng)似乎并沒有足夠重視周敦頤的學術成就，或者說周敦頤的名氣當時還沒大到使家鄉(xiāng)人把他當作是鄉(xiāng)井的驕傲。胡安國告訴向子忞，周敦頤很了不起，對孔孟儒學有很深的造詣，是二程的老師，希望他有空閑多讀周敦頤的著作。向子忞受到老師的提示，“后讀《河南語錄》，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周敦頤）學問極高明”。紹興二十九年（1139），向子忞再知道州，于是就在道州修建了周濂溪祠，并請胡安國弟子胡銓作序，這可能是國內(nèi)第一個有關周敦頤的祠堂。
接著，胡安國的季子、胡寅的弟弟、大理學家五峰先生胡宏大肆宣揚周敦頤。胡宏為理學家張載的著作《正蒙》作序：“是以我宋受命，賢哲乃生。舂陵有周子敦頤，洛陽有邵子雍、大程子顥、小程子頤，而秦中有橫渠張先生。”第一次把周敦頤納入超大號的“賢哲”隊列，將之與二程等人共同貼上“北宋五子”的標簽。而且，周敦頤排在最前面。這是道學領袖的論定，表示道學系統(tǒng)內(nèi)對周敦頤的首次肯定，同時也是最高肯定。加上胡宏《周子通書序》中的說法，共同構成了胡宏對周敦頤的贊譽。因為，胡宏是當年天下第一的道學或者理學領袖，“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右”（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是南宋之初第一個真正像樣的理學學派，也是最正統(tǒng)、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派——湖湘學派的精神領袖和學術宗師，是天下理學學者向往的北斗、仰望的泰山，其對周敦頤的超常規(guī)推尊，毫無疑問地得到當時社會承認，成為共識。
也正是由于胡宏的高格調鼎力推尊，使得周敦頤的名聲從此大噪。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間的儒學宗師級學者、湖湘學派的領袖張栻，接續(xù)恩師胡宏的步調，進一步推舉和尊崇周敦頤：“惟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后，獨得微旨于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為至靈，而牲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酌现?，于是復明?！保ā赌峡弟娦铝㈠ハ粲洝罚┲赋鲋芏仡U在孔孟離開這個世界千年之后，通過殘缺不堪的經(jīng)典片段，發(fā)掘出孔孟的真實而良苦用心，重新找回了早已被世間遺忘的孔孟之道。因為有了周敦頤，人們才知道人為萬物之靈，不是普通的動物，人擁有至善之天性。世間的政治應該遵循宇宙間至大至公的法則，而不能僅僅憑借統(tǒng)治者的么欲行事。只有依循天理，遵循宇宙法則，人間世務才能走上正軌，才能具有正當性，萬事萬物才能各得其所、各獲其安。至此，周敦頤開始享譽天下。
受好友張栻的影響，大理學家朱熹，親自重新編訂周敦頤《太極圖說》和《通書》，進一步強化對周敦頤的推崇。朱熹極其看重周敦頤的《太極圖》和《太極圖說》，在注釋《太極圖說》和進一步闡發(fā)周敦頤“太極”思想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歷史性貢獻，對周敦頤思想的普及和深化上，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重要歷史作用，把周敦頤的學問和思想研究推向了縱深的層面和階段。由于朱熹“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的特殊思想、學術地位，他的大力推尊，使得南宋思想學術界對周敦頤的推崇一浪高過一浪。在朱熹的大力弘揚之下，朱門弟子——閩學一系開始極盡所能地推崇周敦頤，浙東學術領袖呂祖謙、江西心學一系陸象山兄弟也加入了這個行列。至晚宋時代，蜀中大理學家魏了翁也努力推尊周敦頤，使之在四川地區(qū)紅極一時。
在理學系統(tǒng)內(nèi)部肯定周敦頤，并將其不斷向文化界和全社會推廣的同，理學家們也在為周敦頤獲得官方認可而努力，自覺不自覺地掀起了一場持續(xù)整個南宋一朝的尊崇道學的社會政治運動。最早是紹興七年（1137）胡安國對陳公輔要求禁止程頤之學的抗疏，接過胡安國的火炬，其侄兒胡憲的弟子、深受湖湘學派思想影響的福建理學家魏元履于乾道四年（1168）再度上書朝廷，繼續(xù)為諸賢請求謚封。沉寂了半個世紀后，嘉定七年（1214），張栻和朱熹的私淑弟子、時任潼川路轉運使的大理學家魏了翁，止書寧宗皇帝，再度為包括周敦頤在內(nèi)的諸賢求謚封。魏了翁聲稱，周敦頤、張載和二程的思想，對于拯救世道人心、幫助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都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義和重要作用。由于魏了翁等大理學家的努力提倡，天下儒者的積極參與，周敦頤終于在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與張載、程顥、程頤一起，得到朝廷的謚封，周敦頤被賜封為“元”，后世遂稱“周元公”。張載被賜謚為“明”，程顥被賜謚為“純”，程頤被賜謚為“正”，邵雍則在去世不久即被賜溢為“康節(jié)”。時隔20載，淳祐元年（1241）正月，宋理宗下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與朱熹等一道，從祀孔子廟，并追封周敦為汝南伯、張載為郿伯、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陽伯。這次邵雍沒在封伯之列。朱熹已于此前先于從祀，而且早在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正月，被追贈為太師、信國公，理宗紹定年間（1228-1233）又改贈為徽國公。朝廷的認可與民間知識界的普遍推崇，終于使理學成為新時代孔孟精神的象征，理學獲得了無比崇高的地位，周敦頤也最后被推上了舉世公認的理學開山祖師和道學宗主的崇高地位。從此以后，周敦頤一直受到理學界、政府和民間社會的普遍尊重，全國各地普遍建有各種冠之以“濂溪”二字的紀念性祠堂、書字，歷經(jīng)元、明、清而沒有改變。
周敦頤走上理學開山的神壇，成為理學鼻祖，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與兩宋新儒學興起的時代背景和思想背景有直接關系。宋代以文治國，雖然在宋初時大的意識形態(tài)框架已經(jīng)確定，但還沒有找到準確的運行目標，恢復夏商周“三代”政治，作為社會理想還沒有完全得以在實踐中徹底落實下來。到宋仁宗后期，宋代的政治才從要求恢復三代之治的“坐而言”狀態(tài)走出來，尤其以王安石變法為轉折點，進入了“起而行”的嶄新階段。但是由于王安石熙寧變法最終以失敗而告終，“起而行”的努力失敗，堅持“與君主共治天下”理念的精英們開始反思，認為這是內(nèi)在的理想不夠純正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于是，精英們紛紛從向外的努力轉向對自身修為的重新審視，把改造世界的外王思想重新安置在自我修為的內(nèi)圣基礎上，并且一定要使它在內(nèi)圣的完全性指導和全方位監(jiān)控之下運行。立正大之志，學純正之學，成為知識分子對自己更深切的要求，同時也成了他們評判其他人學術是否純正、是否有真知的標準。而這兩項內(nèi)容，正好在周敦頤的思想中都有明確的體現(xiàn)，理學家們把目關投向周敦頤，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加之五代以來，人文淪替、廉恥喪盡。如歐陽修《新五代史·馮道傳序》所說：“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鄙鐣邮帲瑢е氯藗冎皇Ｏ卤灸苡?，而喪失了人作為人的創(chuàng)興精神，“滅天理而窮人欲”（《禮記·樂記》的一句警告）。所以宋代新儒學振起，提出要遵循天道、天理，節(jié)制人欲，這些剛好也可以在周敦頤“立誠”“主靜”“去人欲”的思想里找到活水源頭。因此，朱熹盛贊“濂溪之學，精愨深密”“《太極》之旨，周子立象于前，為說于后，互相發(fā)明，平正洞達，絕無毫發(fā)可疑。”《宋史·道學傳》稱道周敦頤“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也”。黃百家肯定：“孔孟而后，漢儒止有傳經(jīng)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屈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圣學大昌。”（《宋元學案》）賀瑞麟評價：“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傳。道非不傳也，以無傳道之人耳。漢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韓子，皆不足與傳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續(xù)其統(tǒng)，后世無異詞焉?！?《周子全書序》)
理學的兩個最著名的概念“天理”與“人欲”，也是周敦頤《太極圖說》和《通書》努力闡釋的詞匯?！按嫣炖恚瑴缛擞?，是理學最為后世誤解、誤讀的一句話。由朱熹提煉出的這一個警句，被認為是把天理與人欲對立起來,所謂“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并被看成是理學理論的先天缺陷。它由周敦頤“立誠”“主靜”“去人欲”思想，衍生而出，但有所不同?！疤炖怼痹谥祆涞恼軐W思想中包含道理、規(guī)律、秩序、準則、規(guī)定性，既是天之大理，又是物之小理，還是人之道理。天理是自然之理，是萬物之常理，是事物本來的規(guī)律，是社會之秩序，是人的道理、情理。朱熹并不絕對地否定人欲，認為“天理”與 “人欲”是相對的，正常的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過分的、多余的、甚至是罪惡的“人欲”才是朱熹要滅的“人欲”。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有人性，人性就是仁愛之心，但人也是動物，所以人也有動物性，就是說人有時候也有獸性，這獸性就是邪惡之心，也就是朱熹要滅的“人欲”。“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合理的飲食欲望是天理，過分的要求美味就是朱熹要滅的“人欲”。
事實上，“天理”不是扼殺人性的封建禮教，理學的“天理”指的是宇宙法則，也可以理解為自然規(guī)律；“人欲”也絕不是指人的基本欲望（如飲食男女），而是指那些越出法律與道德邊界的不合常理、不正當?shù)挠獝盒耘蛎浀乃接?。紅塵滾滾，人們只有遏制、清除那些惡性膨脹的私欲，遵循宇宙法則，依照自然規(guī)律行事，才有可能獲得幸福安寧，才有可能在這個承載力有限的星球上生活得更為長久。這應該是理學的精髓，也是濟世的良方。
“人化于物”，是一個永恒的難題，今天仍然普遍地存在著。周敦頤所開創(chuàng)的理學思想，針對人類發(fā)展所面臨的現(xiàn)實困境，仍然有著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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